《畸人·情種·七品官——馮夢龍?zhí)接摹分饕杖胪趿枥蠋熓嗄陿I(yè)余苦心研究馮夢龍撰寫并發(fā)表在《文學評論》《福建論壇》等國家級、省級權(quán)威學術(shù)期刊的論文18篇?！痘恕で榉N·七品官——馮夢龍?zhí)接摹?992年由海峽文藝出版社出版后，《文學報》《福建論壇》《福建日報》《福建作家企業(yè)家報》《福州晚報》《福建僑報》《福建學刊》中國國際廣播電臺等，刊發(fā)了該書評論文章或出版信息。該書榮獲中國通俗文藝研究會“全國通俗文藝首屆理論專著佳作獎”。《人民日報》（海外版）刊發(fā)了介紹王凌老師在馮夢龍研究上的艱苦探求及研究成果的專訪文章《做官不忘學術(shù)研究——王凌印象》。10年后，2002年該書增補若干篇章后再版。現(xiàn)在又過了近10年，我們再次回過頭來審視王凌老師這部馮夢龍研究專著，可以發(fā)現(xiàn)，書中的重要論斷、真知灼見都沒有過時，經(jīng)得起時間的考驗。被著名教授容肇祖譽為“馮夢龍研究的后起之秀”的我國著名馮學研究家王凌老師《畸人·情種·七品官——馮夢龍?zhí)接摹芬粫鵀槲覈T學研究做出了重大貢獻，標志著我國馮學研究取得了歷史性突破。

容肇祖教授為《畸人·情種·七品官——馮夢龍?zhí)接摹芬粫}詞

一、對重新評價馮夢龍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做出了重大貢獻

1.王凌老師率先在全國指出：我們對“三言”及對馮夢龍的評價偏低?！巴T夢龍在文學史上應有的地位比較，我們對他的重視和研究還是很不夠的”。

馮夢龍（1574～1646）明代杰出的俗文學家，我國古代白話小說的集大成者。馮夢龍的主要作品在清朝被禁毀，散佚民間，流失海外。在長達二三百年的時間里，馮夢龍的名字湮沒無聞?！拔逅摹毙挛膶W運動興起，魯迅在北大講授中國小說史時首先向中國讀者介紹了馮夢龍及其代表作“三言”。但魯迅只看到《醒世恒言》一種，《喻世明言》《警世通言》“今皆未見”。日本漢學家鹽谷溫教授發(fā)表《關(guān)于明的小說“三言”》介紹了當時新發(fā)現(xiàn)的“三言”，魯迅高度評價這“在小說史上，實為大事”?！拔逅摹背珜О自捨模T夢龍的作品開始引起重視并且公開出版，馮學研究也應運而生。馮學泰斗容肇祖1932年發(fā)表了《明馮夢龍的生平及其著述》《明馮夢龍的生平及其著述續(xù)考》兩篇重要文章。鄭振鐸在1938年出版的《中國俗文學史》中對馮夢龍在俗文學史上的地位給了很高評價，特別指出馮搜輯、擬作的《山歌》10卷，“以吳地的方言、寫兒女的私情，其成就極為偉大”，“是我們文學史里很難得的好文章”。

新中國成立至“文革”前的17年，馮夢龍作品的出版和研究取得了新的進展。一批專家學者通過考訂研究，發(fā)表了大量論文。

粉碎“四人幫”之后，馮夢龍作品的出版、研究又恢復了。王凌老師一次偶然的機遇，與馮夢龍研究結(jié)下不解之緣。

王凌老師1944年2月出生于福建福清市，1962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yè)后，當過中學教師、基層干部、新聞記者、黨政官員。他從小就喜歡民歌民謠、地方戲曲、曲藝。北大讀書時他立志從事文學研究。10年“文革”、長期的基層工作，都未能使他放棄文學夢想。機遇總是眷顧有心人。改革開放后他被調(diào)到福建人民廣播電臺當記者。1982年他利用采訪機會頭一次來到壽寧縣。他早就知道明代大文學家馮夢龍在壽寧任過四年知縣，因此特別留意有關(guān)馮夢龍的情況。他打聽到馮夢龍在壽寧當知縣四年期間，寫過一部《壽寧待志》，國內(nèi)已失傳，孤本存日本上野圖書館，壽寧有一位有心人費盡心機從日本弄回了該書的膠卷本。王凌老師立即借來，借著山區(qū)微弱的電燈光，將膠卷本5萬多蠅頭小字一口氣認真研讀完，已是晨光熹微。他無比興奮，他發(fā)現(xiàn)了一座尚無人發(fā)現(xiàn)、無人發(fā)掘的寶礦。從此他開始了對馮夢龍長達十余年的業(yè)余研究。

探驪得珠，很快他就有了成果：論文《別具一格的縣志——談談馮夢龍的“壽寧待志”》1982年分別發(fā)表于《文獻》《福建論壇》（文史哲版）。1983年隨著研究的深入，他發(fā)現(xiàn)：由于“左”的思想影響，國內(nèi)在馮學總體研究上并沒有取得突破性的進展，對馮夢龍的評價偏低。為此他撰寫了《馮夢龍研究應該有一個大的突破》一文，在1984年福建省作協(xié)紀念馮夢龍誕生410周年及入閩任壽寧知縣350周年大會上宣讀。他這篇“尖銳”（黃壽祺：《序》）的發(fā)言，“首次提出”（黃壽祺：《序》）的新觀點，引起了與會者的震動和共鳴。之后，這篇堪稱開創(chuàng)新時期馮學研究的“宣言書”的大會發(fā)言，發(fā)表在1984年11月15日《文學報》，又引起了我國馮學研究界的注意和重視。文章認為，“同馮夢龍在文學史上應有的地位比較，我們對他的重視和研究還是很不夠的。他編寫的一些有代表性的著作如《情史》《太霞新奏》尚未整理出版，對馮夢龍生平的了解，基本上停留在容肇祖教授三十年代研究的水平上；至今，我們連馮夢龍的一個簡單的年譜也編不出來。更主要的是，過去對馮夢龍及其作品的研究，較多從考證角度出發(fā)，而較少進行總體研究，較少放在中國文學史中作縱的考察，較少放在世界文學史中作比較研究，因此，無法正確認識馮夢龍作品（特別是“三言”）在文學史上的獨特地位，不能鮮明地指出他的作品比他的前輩在哪些方面提供了新的東西。因此，看缺點較多，肯定成就少”。這個總傾向，不僅表現(xiàn)在許多單篇論文及當時出版的各種版本的中國文學史中，在具有某種權(quán)威性的《辭?！否T夢龍詞條中也認為馮夢龍“所編選的作品中，有少數(shù)能對禮教的某些方面持輕視態(tài)度，但多數(shù)則宣揚封建思想，且往往流于穢褻”。王凌指出“這顯然是不公正的，也是不科學的”，“這種狀況若不改變，怎么能把馮夢龍研究推進一步呢？”針對國內(nèi)馮夢龍研究停滯不前的狀況，他大聲疾呼，“研究馮夢龍要有一個大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