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新加坡大選落下帷幕，自1965年一直執(zhí)政至今的人民行動黨再次毫無懸念地獲勝，在87個直選議席中獲得81席。

盡管自獨立伊始就實行普選，但在李光耀的精心設計下，新加坡大選在更多時候被國際上看做“民主花瓶”：人民行動黨占盡規(guī)則優(yōu)勢，反對黨本就孱弱無比，再加上被套“小鞋”，更是未戰(zhàn)已敗，未敗已怯。在今年3月以前，反對黨全部議席數(shù)被憲法約束為最多6席，而直選議席近幾屆反對黨一直只能獲得2席，甚至直到2006年，反對黨還在總共84個直選議席中只能湊出47個挑戰(zhàn)組，人民行動黨不戰(zhàn)而勝獲得的議席高達37個——即使如此，已被當時的新加坡政論家驚呼為“反對派前所未有的積極參選”了。

新加坡的直選“花瓶”程序設計可謂煞費苦心，除了前述憲法中的反對派“席位帽”外，多達12個議席為官選或非選區(qū)議員，實際上由人民行動黨任意指派；在直選議席中，相當一部分被以“種族平等”的冠冕理由劃入“集選區(qū)”，自上世紀80年代后期起，集選區(qū)數(shù)量不斷上升，最終達到3/4的上限。在這種集選區(qū)里，4-6名議員必須組成團隊參選，一損俱損，一榮俱榮，且團隊中必須包括特定民族的成員，這對勢力單薄的反對黨而言，無疑是極苛刻的要求。除了這些“硬殺傷”外，選舉法中對競選造勢宣傳缺乏限制、約束，這顯然有利于掌控傳媒、資源豐富的執(zhí)政黨。

在獨立后的相當一段時間里，這種顯然缺乏公平的“花瓶選舉”并未受到多少非議，這是因為人民行動黨政府治國有方，新加坡社會穩(wěn)定、經(jīng)濟繁榮，占人口大多數(shù)的華裔對政治活動興趣也并不大；但隨著時代的推演、社會的進步，以及人民行動黨的世代交替，新加坡民眾的政治熱情日漸高漲，對這種“花瓶選舉”也越來越不滿意，要求更多政治選擇權的呼聲日益高漲。

自上屆選舉起，李顯龍政府就開始緩慢地推行政治和選舉制度改革。此次大選前，這種改革的速度有所提升：今年2月24日，新加坡公布選舉“地圖”，宣布削減集選區(qū)，增加單一選區(qū)，并減少集選區(qū)團隊人數(shù)；3月，憲法修正案獲得通過，反對黨議員人數(shù)從“最多不得超過6名”變?yōu)椤白钌俨坏玫陀?名”，反對黨的影響得以擴大。不僅如此，選前還規(guī)定了所謂“冷靜日”，選前一天的競選造勢和宣傳活動都被禁止，這些顯然有利于反對黨。

與此同時，反對黨的力量也在壯大：上屆大選參選反對黨僅3個，而本屆已增至6個；上屆人民行動黨不戰(zhàn)而勝的席位多達37個，本屆則只有5個。最大的反對黨工人黨同時派團隊參加4個單選區(qū)、4個集選區(qū)選舉，并喊出“邁向第一世界國會”口號，不僅在8個選區(qū)得票率均超40%，還取得一系列標志性勝利，如秘書長劉程強攻破外交部長楊榮文把守的人民行動黨“鐵選區(qū)”阿裕尼，和東海岸5人集選區(qū)的獲勝等。

李顯龍的風格和乃父有不少差異，在確保人民行動黨掌權的前提下，他更愿意給反對黨較多活動空間，盡管過程漫長曲折，但執(zhí)政黨顯然已經(jīng)意識到，時代變了，政治思想和結構也必須與時俱進。

然而這個過程注定不會一帆風順。雖然經(jīng)過多次改革，但新加坡選舉體制中最大的弊端——得票率和議席數(shù)不成比例，卻沒有絲毫改觀：反對黨的總得票率將近40%，可獲得的議席卻連10%都不到，在未來的日子里，反對黨和執(zhí)政黨勢必圍繞這一問題展開交鋒。

盡管對于選舉結果，執(zhí)政黨和反對黨都表示接受，但未來執(zhí)政黨能否繼續(xù)容忍議席減少，而聲勢大振的反對派能否安于這種緩慢的議席增加，“選舉花瓶”一旦滿溢，各方將如何應對，都尚待觀察。

（中國日報網(wǎng)特約評論員 陶短房 編輯：婧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