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國應利用更多平臺參與跨文化對話
中國日報網:的確,世博會意義深遠,留下的物質和精神遺產需要我們總結的也很多。就中外文化交流而言,本屆世博功不可沒。想當初,全世界聚集世博會,上海瞬間成為世界舞臺的中心,這是什么樣的勁頭!遺憾的是,世博會只持續(xù)184天,如今又已無聲無息了。那么后世博中國該如何繼續(xù)參與人類不同文化對話?
徐波:“世上沒有不散的宴席”。上海世博會結束了,作為組織人員,我們人人感到可惜。有關后世博中國與世界的文化對話問題,個人認為,后世博中國再以大型活動(除非中國再申博、辦奧運或世界杯足球)作為對外溝通抓手的可能性已不大。中國要塑造國際形象,打造軟實力必須在現(xiàn)有國際體系中尋找新的平臺,而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有關文明對話、教育、文化、科技、扶貧、可持續(xù)發(fā)展等廣泛使命,為后世博中國參與國際人文建設提供了難得的平臺。此外,從后世博中國參與人類文化的對話的任務看,不是輕了,而是重了。
我們來看看一年后的世界形勢。想當初上海世博會期間,世界聚焦上海,人們對未來充滿期望。如今,阿拉伯強人紛紛倒臺,歐元危機深重,席卷世界70多個國家的“憤怒一族”不斷向華爾街為首的資本主義金融制度和社會模式表達了強烈憤懣?,F(xiàn)在的世界到處給人亂糟糟的感覺,反映了全球化條件下世界范圍的人類文化困頓,是經濟全球化與國際人文精神的嚴重沖突。世界從來沒有象今天這樣需要人類從教育、倫理、文化等人文角度去尋找解決世界各種問題的新方法,這就是教科文總干事博科娃提出的“新人文主義”思想。
在正在進行的教科文組織第36屆大會上,與會各國領導人再次呼吁加強國際人文合作,從思想上樹立和平文化,消除貧困、實現(xiàn)可持續(xù)發(fā)展。由于在國際人文建設中的特殊地位,教科文某種程度上已成為世界倫理和道德建設的制高點,扮演著世界“良心”的作用。因此,借助于教科文平臺是中國參與世界人文建設的不二選擇。中國不僅是政治、經濟大國,更是文化大國。中國的崛起不應僅僅是政治、經濟的崛起,同樣也應該是文化的崛起和復興。因此,中國參與國際事務不僅僅是政治和經濟領域,更應涵蓋廣泛的國際人文領域。
換言之,改革開放之初,中國強調經濟建設,需要資金要發(fā)展,中國加強與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合作,要拚命入世,這無可厚非,現(xiàn)中國經濟已全球老二、外匯儲備第一,中國需要的已不是錢,而是錢所難以換來的軟實力和國際親和力。如此,在后世博深度參與教科文這樣的國際人文組織不僅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時間上也已水到渠成。
中國日報網:您提到了后世博中國要通過加強與教科文組織的合作來深度參與國際人文事業(yè)。國內許多讀者對教科文組織并不熟悉。我剛才進來時參觀了一下,感到建筑和內部陳設非常漂亮,環(huán)境很優(yōu)雅,不知您可否談談后世博中國社會如何參與教科文事業(yè)問題?
徐波:這個問題很好。我先介紹一下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它成立于1945年,與安理會、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關稅貿易總協(xié)定組織(2001年后改為WTO)等一起成為戰(zhàn)后治理國際安全、發(fā)展、貨幣、貿易、人文等領域的政府間國際合作組織。但與安理會、世行等政治、經濟組織不同,教科文的創(chuàng)建者們從一開始就意識到,只有加強人類人文合作才能真正保障世界和平。因此,教科文的職能是世界人文治理,抓的是人類的精神文明建設。 加上今天加入的巴勒斯坦國,教科文有195個成員國,是聯(lián)合國系統(tǒng)中成員國最多的一個。
自1972年重返教科文以來,中國與教科文合作非常好。但40年來中國社會發(fā)生了巨大變化,我認為,這種變化應該體現(xiàn)在中國社會對教科文的參與方面。教科文組織認為,由于全球化面臨的問題的復雜性,答案的尋找過程應該包括政府、民營部門、非政府組織和公民個人等所有的利益相關者(stakeholder)。教科文愿意通過與中國民營部門的合作,使其使命得到13億中國人民的了解和支持。同樣,中國社會各界可通過借助教科文事業(yè)參與世界人文建設,打造國際新形象,這是雙贏的事情。在中國,人們了解教科文主要通過長城、故宮等世界文化遺產保護項目,但對教科文在國際智力合作方面所給予的能力建設、標準設定、思想交流和轉播知之甚少,更不要說教科文對男女平等、女童教育、扶貧、水資源、海嘯預警、職業(yè)教育、創(chuàng)意產業(yè)等各方面所取得的舉世矚目的成績。這些都是中國社會可參與的領域。
今年6月,中歐國際工商學院與我們聯(lián)合舉辦了“國際新人文主義”研討會,效果很好,這是來自中國社會民間的首次就人類的價值理念問題與教科文對話。今年3月,我應邀出席中國企業(yè)家綠色年會,我被柳傳志、牛根生等中國企業(yè)家的國際眼界、世界情懷深深感動,我從他們的身上看到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天下觀”。這種“天下觀”其實就是中國文化歷來倡導的國際人文建設。中國文化歷來蔑視“為富不仁”,講“大愛”,講人生境界,參與國際人文事業(yè)將使我們每個人活得有意義。從企業(yè)的角度看,這不僅是一種CSR(企業(yè)社會責任)的需要,更是一種高雅的社會形象建設,它不僅拉近了企業(yè)與市場、消費者的距離,也使企業(yè)內部員工倍添自豪感,其中,奧萊雅與教科文“杰出女科學家獎”項目就是其中一例,我衷心希望有朝一日中國的企業(yè)也會冠名參與教科文組織的人文事業(yè)。目前,由于信息不對稱,中國民營部門參與教科文事業(yè)還比較少,遠不及歐美,甚至日韓企業(yè),相信隨著中國各界對教科文工作的不斷了解會有明顯的增加。
我覺得,在后世博中國社會參與教科文組織人文事業(yè)的辦法很多,可以一起舉辦研討會,進行國際層面的思想大碰撞?,F(xiàn)在世界處在思想的十字路口,目前全球范圍的經濟和社會危機需要我們在人文層面上找到解決方案,需要加強道德和倫理教育,這在中國和世界都是個非常緊迫的問題;也可以是一起發(fā)表思想和研究報告,或直接支持教科文的某個項目。
明年是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公約》40周年,我們歡迎中國各界參與到世界文化遺產的保護事業(yè)中來。明年5月我們還要在上海舉行“第三屆世界職業(yè)教育大會”,這是1998年首爾會議后世界職業(yè)教育里程碑事件,希望中國各界關心支持職業(yè)教育,從理念和行動上提升職業(yè)教育的地位。最近,中央六中全會提出文化強國的戰(zhàn)略,在文化事業(yè)方面,教科文組織與中國社會各界的合作潛力無限。教科文組織非常重視文化對發(fā)展的促進作用,1982年墨西哥世界文化政策大會和1998年斯德哥爾摩文化政策促進發(fā)展大會均明確承認文化與發(fā)展的不可分割性和多元文化對經濟發(fā)展的作用。本屆聯(lián)大還專門要求教科文組織在2015年前再次舉辦文化與發(fā)展的世界大會。教科文愿意就文化與發(fā)展的大問題上與中國社會各界廣泛合作??傊?,只要您認定國際人文事業(yè),我們之間就不缺各種對接的合作平臺。
中國日報網:謝謝您向我們詳細介紹了教科文組織。能否問您最后一個問題?您剛才談到教科文組織在文化與發(fā)展方面的重要使命,也談到了中央十七屆六中全會,我想請教一下您對全會中有關中國體制改革和文化強國戰(zhàn)略的看法?
徐波:好的,但文化不太好談,其本身定義多、范疇廣。我們姑且先用教科文組織對文化的定義來考慮文化與發(fā)展的問題。教科文組織認為,文化是某個社會或某個社會群體特有的精神與物質,智力與情感方面的不同特點之總和;除了文學和藝術外,文化還包括生活方式、共處的方式、價值觀體系,傳統(tǒng)和信仰。教科文組織同時認為,文化有促進和平,提升一國精神和道德水平、保障社會和諧與穩(wěn)定的作用,是確保一國經濟包容性增長的重要前提。
十七屆六中全會把文化與發(fā)展提到同等高度,我深信,它必將對中國未來30年經濟和社會發(fā)展產生重大影響。一般認為,文化產業(yè)占世界平均總產出7%,且年增長速度超過服務業(yè)2倍和OECD(經濟發(fā)展與合作組織)國家制造業(yè)的4倍。這種發(fā)展不污染,又符合世界可持續(xù)綠色發(fā)展理念。在中國,文化產業(yè)不到GDP的3%,十二五目標是5%,相比國際平均水平,發(fā)展空間非??捎^。作為國際文化組織,教科文組織管理著世界七個文化公約,同時從文化的保護和發(fā)展二個維度管理世界文化事業(yè),前者如眾所周知的世界文化遺產保護項目,在中國已有41處,后者是文化創(chuàng)意產業(yè),如世界創(chuàng)意城市項目,深圳、上海、成都等均榜上有名。在改革開放33年后,中國社會對文化品的需求和中國文化在世界上影響均明顯上升,在此背景下,中國政府把下一步的發(fā)展戰(zhàn)略放在文化產業(yè)方面,意義深遠。但由于國情差異,世界各國文化體制和產業(yè)也千差萬別,中國要改革現(xiàn)行文化體制,必須尋找一條符合中國實際情況的路子,可先在個別文化產業(yè)較發(fā)達的城市試點,然后再逐步推廣。但就培育文化市場而言,我認為要處理好以下幾個環(huán)節(jié):
第一、文化市場的準入問題。要發(fā)展文化產業(yè),必須降低準入門檻,這就有如何處理國資與民企關系問題。既然把文化作為產業(yè),國資和民企應盡可能平等,如盡可能提高民間博物館、演出、出版發(fā)行等民營資本的準入水平;
第二、文化產品形式和內容的多元化。作為消費品,文化產品的差異性既對文化繁榮非常關鍵,同時又對中國創(chuàng)新能力的培養(yǎng)至關重要。在多元文化和多元價值觀的今天,細分市場是趨勢,包括影視產品的分類分級,如此才能滿足不同消費者的需求。做到文化產品內容和形式的多元的前提是開放和包容精神,要充分相信公眾對文化產品的消化能力;
第三、文化市場的培育。這包括對藝術家及其作品的知識產權保護和居民文化消費習慣的培養(yǎng),如老百姓只有物質消費,沒有文化消費的習慣,文化市場就難以形成,就會制約文化產品提供者的積極性和產業(yè)發(fā)展。打個比方,如你我都喜歡畫但從不買畫,一流的畫家就不會到我們所在的城市辦畫展;
第四、文化規(guī)范和產業(yè)中介的培育。文化產品非一般消費品,涉及傳統(tǒng)、風化、道德和倫理,必須要有市場秩序,但市場秩序的基石是法制。同樣,反低俗出精品,除政府外,民間的中間組織也可發(fā)揮重要作用,如民間評審機制。法國盛產大作家,僅文學獎大大小小就有200多個,最老的法蘭西文學院獎始于1834年,最新的創(chuàng)建于2010年,其中龔古獎才10歐元,1903年以來選出了普羅斯特、馬爾羅、西蒙·德·波娃爾等許多世界知名作家。還有國人所知曉的《米其林指南》,它來自于一家叫米其林的輪胎企業(yè)的幾位美食家,卻對規(guī)范法餐市場和提升法餐藝術在世界的影響力功不可沒。上述的評選機構都是民間獨立的行為,但我們千萬別小看它們,往往出于其品牌考慮,這些民辦機構更容易杜絕人情,對凈化文化市場和推動良性競爭大有好處;
第五、如何打入世界文化市場?文化走出去是中國舉國關心的問題。我上面講到中國政府通過教科文組織平臺參與世界文化對話的好處。我在中國駐法大使館工作時,當時的中法文化年對擴大中國文化在法國和歐洲的影響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這些官方的做法均屬國家層面的文化外交,而要打入世界文化市場,光靠政府是不夠的。實踐表明,文化走出去不應靠什么運動或口號,而要順應文化市場規(guī)律,如張藝謀、賈樟柯的電影沒有任何官方運作,早就走出去了。 我認為,文化走出去的主體是藝術家、是文化本身而非文化部門,政府的作用是服務是搭臺,唱戲的是藝術家。中國在海外有許多了不起的藝術家,中國駐外大使出席他們組織活動的開幕式,就是支持中國文化走出去。中國5000年文化,民間創(chuàng)意潛力無限,如武術、太極、養(yǎng)生、傳統(tǒng)戲劇等,國外需求也很大,只要方法對頭,就可以象當年日本動漫和韓劇一樣,在亞洲和世界其它地方獲得更多的市場拓展。總之,我認為六中全會的意義重大,大方向明確后,需要以更具操作性的方法、實事求是地予以推進。
中國日報網:謝謝您在百忙之中抽空與讀者交流世博體會及后世博中國如何借助教科文組織的平臺參與世界文化對話,相信中國國內的有識之士看到后會受到很大啟發(fā)的。我們知道您長期致力于不同文化背景下人民的對話與合作,希望您在教科文組織新的工作崗位,不斷為后世博中國與世界的合作交流作出新的成績。
徐波:謝謝您給我這個機會,使我重溫了難忘的世博歲月,更使我感到自己責任的重大。讓我們共同努力,使后世博中國在與世界溝通的道路走得更穩(wěn)、更遠。
(來源:中國日報網特約記者 蔡斯圖 楊蕊 巴黎10月31日報道 編輯:孫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