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通俗文藝正名--王凌對我國通俗文藝研究的理論貢獻

王凌獲“中國通俗文學藝術(shù)終身成就獎”

本世紀初，福建通俗文藝研究會常務(wù)副會長王凌老師接連在中國通俗文藝研究會主辦的《神州》雜志發(fā)表了三篇論文，為通俗文藝正名：《什么是通俗文藝--為通俗文藝正名之一》（《神州》2001年第8期）、《淺談通俗文藝的主流--為通俗文藝正名之二》（《神州》2001年第10期）、《努力創(chuàng)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通俗文藝--為通俗文藝正名之三》（《神州》2002年第1期）。

三篇文章提綱挈領(lǐng)，切中肯綮。這組以"為通俗文藝正名"為主題的系列文章，解決了什么是通俗文藝、通俗文藝的主要特征是什么、通俗文藝的主流、如何創(chuàng)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通俗文藝等一系列理論與實踐問題。

關(guān)于什么是通俗文藝，理論界長期以來一直存在爭論。上世紀80年代，以鄧麗君為代表的港臺流行歌曲、瓊瑤為代表的言情小說、金庸為代表的武俠小說風靡內(nèi)地，受到大眾的歡迎，也引起了正統(tǒng)學者的恐慌。但是港臺通俗文藝的引進不僅沒有被扼殺，因其為大眾喜聞樂見的特性，最終被主流意識所接納。同時它又催生了內(nèi)地通俗文藝的興起。中央電視臺春節(jié)聯(lián)歡晚會可謂通俗文藝之集大成者：小品、相聲、歌舞、雜技……文學方面，以公安文學為首的通俗文學迅速占領(lǐng)市場，各地紛紛創(chuàng)辦公安探案類期刊，發(fā)行量都在數(shù)十萬份以上。通俗文藝的興起，引起學界有識之士的重視，通俗文藝研究會應運而生。擺在通俗文藝研究者面前一個亟待解決的理論問題就是：什么是通俗文藝？

王凌老師開宗明義地指出，"什么是通俗文藝"？這是"當前學術(shù)界不得不明確回答的問題"。"通俗文藝在中外文藝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已得到越來越充分的肯定。通俗文藝在當今廣大民眾生活中的影響，也是有目共睹的。但對什么是通俗文藝，卻至今學術(shù)界沒有一個明確的說法。"

給通俗文藝一個"明確的說法"，是通俗文藝在新時期異軍突起迅猛發(fā)展所必然提出的訴求。當時對于什么是通俗文藝有不少模糊認識，有人認為通俗文藝為民眾喜聞樂見就是好作品；有人認為通俗就是庸俗的別稱。這些模糊認識不利于通俗文藝的發(fā)展。對此王凌認為，"任何片面性的界定都是經(jīng)不起實踐檢驗的"。他認為"要給通俗文藝一個中性的界定"。因為，"任何時代的通俗文藝，都是精品和非精品存于一體，精華和糟粕匯于一爐"。如果這個判斷成立，那么我們應當進一步研究的是，通俗文藝作為某一類別文藝形式的概括，它的主要特征是什么？應當說，王凌要給通俗文藝以"中性的界定"的判斷是成立的，這是他對通俗文藝的歷史與現(xiàn)狀長期思索、深入研究所得出的正確判斷。"中性的界定"避免了對通俗文藝或全盤肯定、無原則唱贊歌，或全盤否定、一棍子打死的片面的錯誤的觀念。因而他對通俗文藝主要特征的分析概括就更具說服力："從宏觀角度看，通俗文藝有兩個最主要的特征：其一是通俗性（從創(chuàng)作特點看），其二是平民性（從創(chuàng)作服務(wù)對象看）。文藝創(chuàng)作的通俗性，保證了通俗文藝易于為廣大平民百姓所接受；而創(chuàng)作服務(wù)對象的平民性，則決定了通俗文藝的創(chuàng)作者們必須注重通俗性。二者互補互動，不可或缺。"他還進一步引用我國明代通俗文學大師馮夢龍關(guān)于"宋人通俗，諧于里耳"等論述，指出馮夢龍所說的"通俗"、"里耳"，即通俗性與平民性。

王凌獲“中國通俗文學藝術(shù)終身成就獎”

"通俗性"與"平民性"，準確抓住了通俗文藝的主要特征，從而抓住了通俗文藝的本質(zhì)。這樣，他給通俗文藝下定義便順理成章："如果一定要給通俗文藝下一個定義的話，那么我的初步表達是：在一定時間、一定地域中廣泛流傳，為平民百姓所接受和欣賞的文藝即為通俗文藝。"給事物下定義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不僅需要扎實的功底，對研究對象盡可能詳盡占有資料，更需要理論的膽識和勇氣，需要善于宏觀把握的敏銳眼光。王凌老師對于通俗文藝特征的分析、對通俗文藝所下的定義，可謂鞭辟入里，揭示了通俗文藝的本質(zhì)及規(guī)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