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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故鄉(xiāng)生活了二十一年,期間離家最遠的是乘火車去了一次青島,還差點迷失在木材廠的巨大木材之間,以至于我母親問我去青島看到了什么風景時,我沮喪地告訴她:什么都沒看到,只看到了一堆堆的木頭。但也就是這次青島之行,使我產生了想離開故鄉(xiāng)到外邊去看世界的強烈愿望。
1976 年2 月,我應征入伍,背著我母親賣掉結婚時的首飾幫我購買的四本《中國通史簡編》,走出了高密東北鄉(xiāng)這個既讓我愛又讓我恨的地方,開始了我人生的重要時期。我必須承認,如果沒有多年來中國社會的巨大發(fā)展與進步,如果沒有改革開放,也不會有我這樣一個作家。
在軍營的枯燥生活中,我迎來了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學熱潮,我從一個用耳朵聆聽故事,用嘴巴講述故事的孩子,開始嘗試用筆來講述故事。起初的道路并不平坦,我那時并沒有意識到我二十多年的農村生活經驗是文學的富礦,那時我以為文學就是寫好人好事,就是寫英雄模范,所以,盡管也發(fā)表了幾篇作品,但文學價值很低。
1984 年秋,我考入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在我的恩師著名作家徐懷中的啟發(fā)指導下,我寫出了《秋水》、《枯河》、《透明的紅蘿卜》、《紅高粱》等一批中短篇小說。在《秋水》這篇小說里,第一次出現(xiàn)了“高密東北鄉(xiāng)”這個字眼,從此,就如同一個四處游蕩的農民有了一片土地,我這樣一個文學的流浪漢,終于有了一個可以安身立命的場所。我必須承認,在創(chuàng)建我的文學領地“高密東北鄉(xiāng)”的過程中,美國的威廉?福克納和哥倫比亞的加西亞?馬爾克斯給了我重要啟發(fā)。我對他們的閱讀并不認真,但他們開天辟地的豪邁精神激勵了我,使我明白了一個作家必須要有一塊屬于自己的地方。一個人在日常生活中應該謙卑退讓,但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必須頤指氣使,獨斷專行。
我追隨在這兩位大師身后兩年,即意識到,必須盡快地逃離他們,我在一篇文章中寫道:他們是兩座灼熱的火爐,而我是冰塊,如果離他們太近,會被他們蒸發(fā)掉。根據我的體會,一個作家之所以會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響,其根本是因為影響者和被影響者靈魂深處的相似之處。正所謂“心有靈犀一點通”。所以,盡管我沒有很好地去讀他們的書,但只讀過幾頁,我就明白了他們干了什么,也明白了他們是怎樣干的,隨即我也就明白了我該干什么和我該怎樣干。我該干的事情其實很簡單,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講自己的故事。我的方式,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說書人的方式,就是我的爺爺奶奶、村里的老人們講故事的方式。坦率地說,講述的時候,我沒有想到誰會是我的聽眾,也許我的聽眾就是那些如我母親一樣的人,也許我的聽眾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故事,起初就是我的親身經歷,譬如《枯河》中那個遭受痛打的孩子,譬如《透明的紅蘿卜》中那個自始至終一言不發(fā)的孩子。